两年中，买家陈发树一直无法知道这桩交易被卡在哪个环节，直到他将卖家烟草巨头红塔集团告上法庭。 这是一桩汇集种种戏剧性元素的疑案，坐在原告席上的是福建首富，对面则是烟草巨头。因为两年前耗资22亿拍下部分云南白药股权但迟迟无法交割，陈发树将云南红塔集团告上法庭。
福建首富陈发树，善于买股权，也热衷做慈善，由此获得了“陈菲特”、“陈盖茨”之名。不过，最近，“陈菲特”变成了“陈秋菊”，因为不慎踏入了云南白药股权的购买雷区，他走上了漫漫维权之路。
福建首富陈发树是做国有股转让的老手，紫金矿业、武夷山旅游、青岛啤酒这些他低价吸纳的股票，都曾使得其身家暴增，他也因此获得“陈菲特”的盛名。不过，这一次云南白药的购买波折，让陈发树陷入股权转让的层层雷区。
该案2012年8月23日在昆明开庭，目前尚在等待判决。
附加条款暗藏杀机
“没想到会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一个附加条款上栽跟头。”
2009年9月10日，陈发树和云南红塔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随后一次性把22亿元股权支付款打入红塔账户。
彼时，陈发树旗下的新华都集团上下都弥漫着一片乐观和喜悦。当时出任新华都集团总裁不久的唐骏高调宣称：“整个收购过程，我们只跟红塔方面见了一面，我花了十分钟时间读了一下股权转让协议，觉得没有问题，就让陈总签字了。”
十分钟之内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显然，陈发树和唐骏过于乐观了。
“我们没想到会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一个附加条款上栽跟头，更没想到里面暗藏这么大的隐患。”2012年9月，新华都集团一位负责资本运营的投资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这条不起眼的附加条款就是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但须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方能实施”。这里暗藏一个玄机：如果国资监督机构不批准，即使协议生效，陈发树也拿不到这些股份。
这一条款最终绊住了陈发树——两年后，红塔辩称，股权转让失败，是因为上级机构中烟总公司未能批准造成的。
红塔律师在其后庭审中具体解释为：“不是不想履约，而是上级未批准实施该合同，我们没有办法不执行上级的指示，所以不造成违约。”
事实上，在该协议签署的第二个月，陈发树已经开始触碰暗礁。2009年10月，陈发树在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的发布会上宣称，将把83亿有价证券捐给新华都慈善基金，其中包括云南白药12.32%的股份。
当时，红塔高层人士看到该条新闻后反应激烈，立即致函陈发树，称该项股权转让虽然获红塔母公司云南中烟公司批复，但国务院国资委尚未审批通过，所以陈发树还不是云南白药第二大股东，不满足捐献条件，捐股无效。
云南白药随后也发公告，再次强调“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同意后实施”的附加条款。该公告还称：“上述股份过户至陈发树名下之日起20个日历月内不通过任何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持有、管理所持有的该股份。”这意味着，在国资委尚未批准前，陈发树不拥有这些股权，不能将股份捐赠给新华都慈善基金会。
不过，陈发树彼时仍自信问题可以解决。前述新华都集团投资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陈总预计3个月内云南白药股权便可过户到自己名下。”
三个交锋点
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凸显了我国股权转让法律法规的不完善。
目前，陈发树和红塔双方的律师还在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激烈交锋。
对于中烟总公司批复中“国有资产流失”一说，陈发树方的代理律师李庆并不认可，他认为，“股价上涨是造成中烟总公司最终否决交易的根本原因，同时中烟也以流失为借口，逃避该负的法律责任”。
一位研究证券法的法律专家指出，“在股权转让中，股价波动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，还没有明晰的法律法规来界定。一般来看，正常的市场波动不能被认作国资流失，因为股价上升或下降属于资本市场正常情况，签订协议时谁也无法准确预判股份的变动情况。”
除了国有资产流失外，中烟公司是否具有“审批权”的问题，成了此案的另一焦点。陈发树另一位代理律师、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在庭审中称：“中烟总公司只有汇总上报权力，而没有审批权力，财政部才是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，中烟总公司应把此次股权转让的报告上报给财政部审批。”
王卫国的理由，是财政部2004年发布的《关于烟草行业国有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的如下规定：“主业评估价值在1亿元以上(含1亿元)、多种经营在2亿元以上(含2亿元)的，由各单位逐级上报中国烟草总公司(国家烟草专卖局)，由中国烟草总公司(国家烟草专卖局)报财政部审批。”
红塔集团代理律师则引用了2007年6月30日发布的《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第9条称，财政部可授权所出资企业制定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，且双方的协议中没有约定报批材料一定要上报到财政部，中烟作为云南红塔出资和上级单位，具备否决此次转让行为的权力，无须上报财政部。
此外，红塔律师认为，如果逐级部门同意的话，财政部是终极审批人，但如下级部门不同意，就无需再上报财政部。
前述研究证券法的法律专家对此则认为，“双方律师各自引经据典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这凸显了我国股权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混乱，不同的法规之间相互‘打架’，这需要有关部门重新梳理和统一相关的法律规定。”
中烟公司是否成为本案的追加第三方被告，则成了此案的第三大看点。陈发树代理律师认为中烟的批复无效，并冒充财政部的审批意见，其行为属于违约行为，应和红塔集团一起被列为被告。2012年6月5日，陈发树就向云南高院提出，追加中烟总公司为本案第三人。
云南红塔的律师则辩称，中烟作为被告云南红塔上级单位，并非签署转让协议的当事方，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云南红塔和陈发树之间签订的，因此不可能存在违约责任。
对于云南高院是否追加中烟总公司为被告，李庆回复南方周末记者说：“我们也在等待合议庭的回答。”
对于一审判决结果，李庆坦承很不乐观，“胜诉很困难，我们有充分准备，如果一审败诉，继续上诉乃至申诉是必然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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